没错。这些事情的原因不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的灵魂中的各个部分都在各司其职，分别起着统治与被统治的作用吗？对，不可能有别的原因了。那么除了这种人和这种城邦的这种品质，你还想在此之外寻求正义吗？他说，凭天发誓，我不会这样做。那么我们梦想已经实现了。
如果有人无法以这种多立斯人的方式生活，这是你们祖先的传统，而是寻求过一种杀害狄翁的刽子手那样的生活，这是西西里人的生活方式，那么就不要找他来帮助你们，不要假定他能忠诚而又正义地行动。
但你们应当请求其他人来帮助你们在全西西里进行殖民的计划，给这块土地带来法律下的平等，既要从西西里找这样的助手，也要从整个伯罗奔尼撒找这样的助手。你们也不要害怕雅典人，因为那里也有一些人在美德方面超过全人类，他们厌恶可怕的谋杀。
因为，阴谋者将要遭遇到无限的困难。经验证明：自古以来，阴谋为数很多，而曾经成功者甚少，因为搞阴谋的人都不能够单枪匹马地干。而且，除了那些他认为是心怀不满的人们之外，不能够找到别的人合伙同谋。
但是，一旦你向一个不满之徒吐露你的意图，你就给他一个使他可以获得满足的方法，因为他显然可以期待从这里取得各种好处，当他看到：站在这一方面利益是确定的，而站在另一方面则是不确定的并且充满着危险，如果他笃守信义，他就是你的罕有的朋友，否则就是君主的非常顽固不化的敌人。
如果我们想透彻地探讨这件事情，那就必须研究这些革新者是依靠自己还是倚靠他人；换句话说，为着实现其鸿图大略，他们必须恳求人们，抑或是使用强迫的方法；在第一种场合，结果总是恶劣的，并且永远不会取得什么成就。但是如果他们依靠自己并且能够采取强迫的方法，他们就罕有危险。
所以，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因为，除了上述理由之外，人民的性情是容易变化的；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容易的，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就困难了。
表兄……大家说他要报复背叛他的女人。我们每人都有别人不知道的创伤。我们战斗就是为了摆脱这个创伤。还有费烈拉，可能还有费烈拉：他气愤不能使全世界像他想的那样前进。红狼，不：对红狼来说，他要求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但应该让他要求正确的东西。
所以，去杀吧，任何人，不管是谁，只要有下级超过一半并且得到了一名同级的人的认可，就足以立即将其送上法庭。
剩下的十五人全部都是在这工厂上班的人，关于他们留下来之点，各有能让人认定的理由，而且对于命案发生当时的行踪，也都能够明确答复。当然，并不能算是直接的不在现场证明。
“我们都要在上面签字的，”冯·泰波尔回答，然后故意停顿一下。“这是瑞士法律为此类转账规定的必要条件。我们会晤过，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已经开始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了。因此，一旦我们中间有人先于别人死亡，无论是谁都要把所有权利和特权转让给和他共同继承的人。
当然，那二百万美元的薪金除外，那笔钱要分配给这个人的后嗣。那两百万属于法定分配，禁止给其他执行人，从而消除了任何欺诡的企图。”
我知道，如果送来了三百五十万人，那就无法妥善安置。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得不到妥善安置或受到不良待遇，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为此用不着烦恼。
可是，在规模宏大中也包含着这次审判的弱点：如果在每一个被审人身上哪怕只牵三条线，加起来就有一百五十九条，而克雷连科却只有十根指头，维辛斯基也只有十根。当然，“被告竭力向社会揭发自己的严重罪行”，但不是全体，这样做的只有十六个人。十三个人“狡辩”。二十四人则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
这就造成了不可容许的口径不一致，而群众一般说是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的。除了优点（然而都是以前的审判中已经有过的）——被告和辩护人的束手无策，他们无能改变或推倒判决，——这一起新案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别人不说，在有经验的克雷连科看来这是不能原谅的。
“这就是第二张纸条的内容。大家看了纸条，都自告奋勇要去赎身，并且保证一定按时去，按时回。我也报了名。可叛教者对此反对，说他反对让任何一个人先获得自由，要走大家一起走。过去的经验证明，凡是获得了自由的人，都没有履行他身陷囹圄时的诺言。
过去常常有一些有身份的俘虏借用这种方法，让一个人先赎身，带钱到巴伦西亚或马略尔卡去弄只船，再回来接那些为他赎身的人。可是没有一个人回来。人一旦获得了自由，就唯恐再失掉它，忘记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如果有人由于库藏、捐赠、商务，或碰上其他类似机会而获得了大量收入，那么他可以把超过限度的收入交给国家和国家的神，以此保持好名声，避免所有对他的起诉。如果有人不服从这条法律，那么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去告发他，并得到他超过限度的财富的一半作奖励，而被定罪的违法者还要从他自己的财产中支付同样数额的罚金，至于他超过限度的财富的另一半就献给诸神。
除了每个人分配来的基本财产外，每个公民必须在法律任命的执政官那里事先公开登记他的全部财产，这样做是为了一旦有涉及财产问题的法律诉讼，法官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判案。
在证实了模范监狱里有平民的报告后，我们去见了拉贝先生，并把监狱里的人写的请愿书交给了他。为他们做点事很不容易，因为稍微出点差错，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就意味着死亡。
唉！为什么只有格里高注定要在这个公司服务呢？在这里只要有一点点微小的失误就要受到询查，难道公司里的全体职员都是废物吗？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忠诚可靠的分子吗？
而这个人仅仅在一个早晨只有几个小时没有为公司办事，出于良心的谴责变得神经衰弱了，以致于离不开床铺了，即使如此，派一个学徒来问讯一下也就可以了——如果有必要问讯的话——可不这样做，偏偏是代表本人来了，向他无辜的家庭宣示，代表本人才有能力追究此事，果真如此吗？
“诸位大人，你们是否发现，为打战而受奖的人要比战死的人少得多？你们肯定会说这无法相比，因为死者不计其数，而得奖的人不过三位数。但文人的情况相反，不管怎么样，他们至少表面上有维持生计的手段。虽然战士们付出的代价大，可是得到的奖励却很少。
据说，奖励两千个文人要比奖励三万个士兵容易得多，因为奖励前者，只需给他们一个符合他们专业的职位就行了，而要奖励后者，只能靠他们为之效力的那个人的财力。这是难以做到的，可它又进一步证明了我说的道理。
在这个时候，只有在下面的人，而不是上面的人，才是真正可靠的。
首先，我们是在一个只有人的世界，没有上帝（人是自己造就的）；其次，我们都还不是真正的人，人是什么还不能确定，人还在形成中；最后，我们的目的是使人人都成为人，这个世界将充满沙皇。
你说的不是真正有才的人，而是有才的人中的极少极端例子。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国家这个概念毕竟太大了。我们每天在国家中，我们又往往会感到见不到国家在哪里。我们能够见到的，能够感觉到的往往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只有感到身边的人和事可亲可爱，才能推而广之，大到一个城市和一个地区，最后大到国家。这样产生的爱才真正是摸得着看得见的，才真正是具体的，才真正能持久。爱国必自爱母始，就是一个最好的最具体的例子。
整个世界都在嚎叫：‘能拯救我们的人在哪里？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人！’请不要舍近求远的寻找这样的人：这个人其实就在你身边。这个人——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怎样才能使自己成为这样一个人呢？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如何决心成为这样的人，那么没有比这个事情更艰难的额，如果一个人决心成为这样的人，那么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容易的了。”
我们说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就是说，先要有个东西存在，然后才能用什么概念来说明它，这个东西就是人。人在一开始是什么都说不上的，他所以说得上是往后的事。先有人，人首先是存在——在谈得上别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人在把自己投向未来之前，什么都不存在。人只有在企图成为什么的时候才取得存在。
我们说“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是指什么呢？意思就是说首先有人，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碰上自己，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如果人在存在主义者眼中是不能下定义的，那是因为在一开头人是什么都说不上的。他所以谈得上是往后的事。那时候他就会是他认为的那种人。
所以，人性是没有的，因为没有上帝提供一个人的概念，人就是人。这不仅是说他是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是他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为的那样。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而且这也就是人们称作它的“主观性”所在，他们这样，从根本上来说，一文不名地来到这个世界反而更好。
尤其这个人没有显赫高贵的出身，但却具备了一定的才能。如果这个人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那反倒是他的一个真正优势，他也可因此获得别人的提携。因为每个人喜欢和寻找的就是别人的缺点和不足这在人与人之间的谈话里面已经如此，在国家事业方面情况就更是这样。
只有一个穷鬼才会对自己绝对的、彻底的、全方位的劣势达到所需要的深信不疑的程度，才会认识清楚自己的无足轻重和毫无价值。
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世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绝对的满足的。大家都想做另一个人，只见这另一个人，不是他现在的自己。
必定如此。所以在其他所有例子中，只要其他东西在使用，正义就是无用的，而这些东西不使用的时候，正义才有用，是吗好像是这么回事。那么，我的朋友，如果正义只能在别的东西不被使用和无用的时候才有用，那么它不可能具有很高的价值。不过让我们来考虑下面这个要点。
打斗的时候，不管是拳击还是在别的什么场合，最善于攻击的人不也是最善于防守的人吗？确实是。那么最懂得如何防病的人也最能传播疾病而不被发现？我想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