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罗马著名的哲学家说过：“教诲是条漫长的路，榜样是条捷径。”
年轻人的身上充满激情和潜力，如能得到优秀领路人的指点，则更能激发他们身上的活力。
带着蔡元培走上科举之路的领路人，便是我们前边提到的他的六叔蔡铭恩。
蔡铭恩，字茗珊，县学廪膳生员，工于制艺，善诗词，在绍兴授业讲学。在蔡元培之前，是蔡家族人中，世世代代读书登科的第一人。
只不过，他的科举之路更为坎坷。不但是在蔡元培中举六年后才成就举子梦，而当蔡元培后来一路高就，他却止步于举人。乃至于后来蔡元培当了京试的阅卷大员后，因有他六叔参见京试而不得不回避，正所谓后来者居上。
蔡铭恩或许是因为自己不甚得志，便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蔡元培身上。
要想在科举这条崎岖路上不断往上攀登，小考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
蔡元培在16岁时，六叔带着他参加童子试，也就是小考。
当时的小考分为县考、府考、道考三级。县考正试一场，复考五场。府考正试一场，复考三场。道考正试一场，复考一场。
参加考试之前，六叔见蔡元培特别紧张，就安慰他，说这一次参试，不妨当作一次尝试，一次热身，积累考场经验。不要期望值过高，对结果不必看得过重。
考试的结果，蔡元培果然没能考中，因为六叔提前打了“预防针”，此次失败，对蔡元培打击倒不是很沉重。
其实，这一次，蔡元培对自己的考试应答，自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他甚至想不出自己的差距在哪里。既然名落孙山，他总算见识到了科考的艰难
第二年，也就是蔡元培17岁的时候，六叔又一次带着他参加小考。或许是为了让他放松，或许是免于遭受打击，进考场前六叔又有话在先，说这小考没有个四次五次的是别想过。所以，这一次考完后，蔡元培可是没抱任何希望。没想到，结果却大出他的意料，考中了。
这一次的主持考试的提学使潘峄琴先生，他特别欣赏蔡元培的文笔，给蔡试卷的评语有：“笔轻而灵，意曲而达”，“论尤精当，与众不同”。蔡元培应该是有幸遇到了潘峄琴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
潘峄琴，讳衍桐，广东番禺人，这是个有真才实学且独具慧眼的人。
17岁就考中了秀才是不多见的，蔡元培和蔡家很受族人和四方邻居推崇。
在此后的两年里，蔡元培先后在绍兴城内的姚家和单家充任塾师，每家有学童七至八人，这应当是他执教生涯的开始。
蔡元培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不想简单的重复自己前辈的教书先生们走过的路。除了四书五经这些必读课外，他还想给学童们灌输更多的知识，这样，他自己必须懂得多，就必须多读书。所谓，以其昏昏如何能使人昭昭。
六叔有限的一些藏书已经被他阅览无遗。《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大戴礼记》等，这些书他不知读了多少遍。在没有书可读的时候，他也随意剪读一些考据和词章的书籍。诸如，《章氏遗书》、《日知录》《湖海诗传》、《国朝骈体正宗》、《绝妙好词筏》等等。尤其注力于金融学和小学（文字学），并开始学作散文和骈体文。而对研习了六七年之久的八股文儿，却较少有问津。
随着兴趣的增加和涉猎的广泛，这样自觉不自觉的将他引入专门的学术领域。如他自己所说：“读王伯申氏、段懋堂氏诸书，乃治沽训之学。”然而是他最为得意的。深受影响的则是朱骏声的《说文通讯定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于正變的《癸已类稿》、《癸已存稿》等几部书。
朱骏声（1788年3月30日——1858年11月21日），字丰芑，号允倩，晚年又号石隐，江苏苏州人，清中后期文字学家。十三岁受读《说文解字》，十五岁师从清代乾嘉学派大师钱大昕，钱大昕十分欣赏他，说：“吾衣钵之传将在子矣。”
嘉庆二十三年中举，官扬州地教谕。他博学无书不读，娴习经史，擅长诗赋词章，著作甚多。著有《说文通训定声》和《传经堂文集》等作品。
《说文通训定声》18卷，是第一部声首学书籍。全书以谐声声符为纲，按音分别归属古韵十八部。同从一声符孳衍的字都联缀在一起，秩然有序。每字之下，先释《说文》本训，引群书古注为证，即所谓说文；次陈述字的引伸义和因文字假借而产生的假借义，即所谓通训；最后举出上古韵文中的用韵来证明古音，凡同韵相押叫做古韵，邻韵相押叫做转音，阐明字音，即所谓定声。这3部分的主要部分是通训，对研究词义的发展和转变大有帮助。
其它著作如《礼仪经注一隅》《夏小正补传》《小尔雅约注》《春秋左传识》《离骚补注》等。以及堪定而未刊行者《尚书古注便读》《春秋三传异文核》《小学识馀》《六书假借经证》《秦汉郡国考》《天算琐记》《经史问答》《岁星表》等。
《朱氏群书》收论著七种，有光绪八年（1882）临啸阁刻本；《朱骏声文集》，有民国七年（1918）心社铅排本。
章学诚（1738年－1801年），原名文镳、文酕，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代史学家、思想家，被称之为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
这是个很励志的人，也是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埋没的人。对于其人，不妨祥加介绍。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章学诚第一次赴京师应顺天府的乡试，未能中举。隔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
章学诚在国子监读书期间，寻常考试名次仍常居下等，受尽考生们的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
乾隆三十年（1765年），章学诚在京师第三次应顺天府乡试，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学写文章。
朱筠与当时一大批著名学者过从甚密，使章学诚藉以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开阔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论对他影响最大，特别是在如何治学、通过什么途径成学的方面。
戴震是乾隆年间第一流学者，经学考据的大师，在哲学上也有创见，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戴氏的治学理念是：“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训释字句以解经，才能进而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
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
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等建议。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
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景。
接下来，章学诚于乾